6月 2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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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图像

    拙文刊载于今日《中国科学报》“文化”版,算是笔者“触史生情”系列文章的第4篇。发表时W老师把题目改作了“科学史上那些‘辣眼睛’的图片”。这样优点是可以使拙文识别度高,引发读者关注;但严格讲,文中涉及的话题不一定是科学史上的图像,还包括一些后世学者的、艺术设计者的择选、设计创作等问题。故改为较平和的题目——小议科学史与图像。

关于科学史研究中的图像问题,包括图像在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图像在科学理论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发挥的功能,学界已经有了众多理论与研究,目前仍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显学领域。今天不准备就这一宏大问题做理论上的阐发,只打算举几个小例子,谈一点感想,发一点牢骚,权且作为“触史生情”系列文章的一篇吧。

十几年前,笔者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的是元代王祯的《农器图谱》。这本书是我国古代农事器具的集大成者,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它附了众多的插图。该书元本已佚失,目前最早的两个版本源头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版本与清代四库全书收录的一个版本。《农器图谱》对后世的农书影响很大,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及清代官修农书《授时通考》直接转引了它大量内容,包括插图。有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就一些较复杂的机械,早期版本画错了,结果陈陈相因,一再绘错。如今一些学术论著、普及读物,只奉行拿来主义,从不管图像是否正确。流弊之害,一至于斯。比如其中南北两种缫丝车,若按照早期版本的样式,是根本无法使用和操作的,因为关键的机械结构要么缺失、要么绘错。后世历次重刊,一律照搬。这就不得不让人生疑,这种技术典籍在古代的实际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当然,古代技术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传统工匠并不依赖于这种技术典籍的载体,而是另外的途径,比如依靠行业内师徒间的口传心授等。即使如此,探究古代技术图像出现的这种连环错误背后的因素,仍是一个饶有趣味并有价值的话题。

再举一个例子,北宋燕肃发明了一种多级漏壶(计时装置)——莲花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涉及该图像的古代刻本均把它绘错了。错在哪里呢?莲花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为了保持单位时间内流入漏壶的水量恒定,采用了漫流系统,也即在下匮(同“柜”,盛水柜)的一侧设置了一个分水管——竹注筒,把下柜多余的水排到减水盎里。可是,所有的图像都把竹注筒画到了距离下柜很远的地方,完全起不到分流的作用。莲花漏的宋代原图现已不存,若从元代至顺年间刻本《事林广记》绘错的莲花漏算起,错误竟然延续了近700年!


元刻本莲花漏图

其实不单是笔者比较熟悉的古代机械、仪器类的图像,地图亦如此。1911年,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从英国学成归国,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考察我国西南的矿产,徒步从昆明到贵州镇远。期间他就发现有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国内采用的数份地图上全都标错了,而且这一错误居然可以追溯到康熙时代测绘该区域地图的传教士。

上面几个例子,想必读者能理解其中的意味了。一方面,反映了科学精神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顽疾。再回到当下的读物,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普及性的,都有责任把它们纠正过来,若觉得有必要“维持原貌”,也应该加以注解或说明,不能再以“图”之昏昏、使人昭昭下去了。

接下来再谈科学史领域另一个图像出错的重灾区:科学家肖像。在近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前,知名的历史人物主要是靠画像流传下来的。当然,画像的载体有不同形式。但是能流传下来肖像的科学家,包括某一时期为之前的人物有据或无据绘制的肖像,仍然是比较少的。一方面存量少,加上年代久远的隔膜,在科学家肖像方面,中西方都闹了不少的笑话或乌龙。下面各举一个例子。

明末的徐光启是中西汇通第一人,蜚声海内外。关于他的肖像,有明代的绘画,有西洋版画。尽管有张知名的西洋版画把他画成了老外的模样,但官帽、服饰大体接近明代的式样。1980年,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发生了。当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组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纪念邮票,其中一张是徐光启,邮票上绘的是徐光启的头像,但是官帽很辣眼睛,是宋代带展脚幞头的那种形式。太不像话了!这种错误完全不应该,这完全不是画师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当然,单独画师缺乏还不至于如此。悲哀的是还作为纪念邮票发行了,该有多少人缺乏常识呀。


“明人宋冠”的徐光启

2004年,英国历史学家丽莎·贾丁(Lisa Jardine)就犯了一个抹不掉的乌龙错案。当年她出版了一本胡克的传记,就是和牛顿同一时代非常杰出的那位科学家。在传记的封面上,她采用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一幅鲜有人注意的胡克肖像。但是很快,美国化学史家威廉·詹森(William Jensen)指出这幅肖像画的不是胡克,而是比利时的化学家海尔蒙特(Jan Baptist van Helmont),就是那位完成著名的“柳树实验”的科学家。还有,这幅肖像不但被误认为是胡克,还一度被误认为是17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看来真够乱的,胡克留下的画像少的确是客观原因,但堂堂英国的历史学家、胡克的传记作者居然把胡克的肖像都搞错了,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被误会的“胡克”(其实是海尔蒙特)

历史的旨趣在于追求真相。但就创作科学家的肖像画而言,在毫无史料依据的基础上,只能退求其次,满足公众一个合理的念想了。所谓合理的,也即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和特征。比如上世纪50年代蒋兆和创作的张衡、祖冲之、僧一行、李时珍的肖像,就比较成功,已经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科学史与图像的话题,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由于图像既有视觉的冲击力,又有艺术创作的因素,加上特殊的表现对象——科学史上的人物、事件,因此品鉴、阐释、解读起来,往事上心头、情愫驰天外、别有意味。

补充:一张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中海尔蒙特的插图(该书英文版插图编号184),是不是与上面的“胡克”有点像?!笔者之前写过一篇科学家头像乌龙的博文,有兴趣者的读者可点击参考:头像乌龙:卡文迪许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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