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3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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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IE:一段前防火墙时代的互联网记忆

Interviewing business man on press conference

欢迎阅读本期“海外华人札记”,我是常驻纽约的华文记者荣筱箐。每周四我们将一起从华人视角解读、探讨新闻热点、品析时报精华文章。欢迎点击这里订阅,或推荐给朋友。

2012年,在北京一家网吧里上网的人们。

微软官方博客上周宣告将不再支持其IE浏览器,说“Internet Explorer 11退休了”。 “退休”是个含蓄的词,推特上很多人直接对它说“安息吧”,在他们眼中这款26岁的浏览器已经寿终正寝。时报的一篇相关报道中写道:“Internet Explorer不在了,让很多人怀念起那段以蓝色小写e标识为通道,逃离童年的卧室、大学的宿舍和办公室格子间的时光。”而对像我这样在90年代的中国度过青春的人来说,IE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逃离,还是一种对互联网作为“知识的海洋”的敬意,一种推倒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向陌生人敞开心扉的渴望,一种对“鼠标一点天地宽、互联网上无边界”的笃信,一种对中国人通过互联网融入世界的期待。

那是一个互联网还没有被网络暴力和虚假消息污染的时代,一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防火墙为何物的时代。它当然早就不在了,甚至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听起来或许像天方夜谭。但IE的离开提醒着我们,那样的时代曾经存在过。只不过它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就像IE和我们一去不回头的青春。

1995年,微软推出IE浏览器、美国人开始上网遨游的时候,我正穿着鞋套小心翼翼地坐在大学机房的286电脑前,苦学后来一辈子也没能用上的DOS系统,那时候老师口中的“网”指的还是学校、机关内部的局域网。1997年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时,互联联才刚开始在中国走入普通人的生活,IE正是那时候独霸市场的浏览器。1998年,我供职的电台有了第一部联网电脑,上网要靠电话拨号,因为昂贵大家都不敢长时间使用。就像脱口秀演员呼兰在《脱口秀大会》中所说的,上网就是把所有想看的网页都打开,然后断掉网络慢慢看,所谓上网冲浪,“就是在互联网的海洋里蘸一下,然后到岸边干搓。”

即使如此,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畅通无阻仍然让我们着迷。我和电台的年轻同事在网上下载的第一部完整文件就是那一年轰动一时的斯塔尔报告,手里拿着中英词典,伴着拨号联网时路由器愉快的轰鸣,我们在这份453页的报告里津津有味地读着美国总统和女实习生性丑闻的细节。在中国南方那座多雨的城市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成为2000万在网上读过这份报告的人之一。主持报告的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肯定并不知道,因为敢跟总统叫板,那时候他曾被几个不懂美国两党之争却向往清廉政治的中国年轻人当成了神。

也是在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了上海。百忙之中他抽空走访了一个当地的网吧,与一些正在上网的学生交流,并用网吧的电脑登陆了白宫的网站,听到了自己刚刚在中国发表的讲话。新闻报道的录像里,他满脸笑容,看上去很满意,而这家名为“3C+T”的网吧可以说是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网吧,1997年申请了26张相关证照才得以开业。1999年,我开始申请来美国留学的时候,网吧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从查资料、了解美国大学到提交申请,我几乎全是网吧里通过IE完成了申请。那时候泡网吧还是件高大上的事,网吧里的人个个看上去都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觉得一网在手就握住了未来。

互联网什么时候又开始变回局域网?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就像说不清一棵树落下第几片叶子就算进入了冬天。虽然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网络似乎百无禁忌,但《连线》杂志早在1997年已经介绍,中国在此前一年已经开始建设防火墙。我来美国留学的2000年,克林顿总统就互联网发表讲话。“毫无疑问,中国试图压制互联网,”他说。“祝他们好运。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在2018年时报发表的系列报道“中国规则”中,关于互联网的一章就是以克林顿的这句话作为开场,“他说,互联网最终会把中国推向民主。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控制如此自由流动的东西,同时还指望保持科技的活力?肯定是要付出点什么的。他错了,”文章说。

到了2010年,谷歌因为不堪忍受中国的网络审查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几年后我回中国时发现,承担着我的全部日常联络的Gmail完全打不开了,心中大有一种“得了中国却失去整个世界”的无奈。但到了这几年,领英爱彼迎关闭中国业务都已经算不上新闻,而在美国长大的奥运滑雪冠军谷爱凌说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下载VPN”翻墙上网却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强烈反弹。“实际上,我不是‘任何人’,”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回贴说。“实际上,我使用VPN是违法的。” 2012年,时报中英文网站在中国都被屏蔽后,中文网的一位创办人一度对其重开还曾充满信心。但至今封禁已达十年,毫无松动迹象,中国的防火墙倒是越来越滴水不漏。

当然,情况也并不全是令人悲观的。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美网络世界在相互隔绝之下仍然相互影响保持关联的现象,文中写道:“中美这两个平行数字领域仍存在零散的联系,既说明互联网可以打破民族主义堡垒的想法是错误的,也说明网络创新可以越过边界和审查。”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对IE的落幕大概也不必太过感伤吧。你对IE或互联网的青葱时代有什么样的记忆,你觉得墙能永远阻隔互联网的自由吗?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

来自该视频的截图显示,一名男子在餐馆内骚扰一名女子。

读者来鸿

上期我们就唐山打人事件讨论了暴力事件现场旁观者是否会出手帮助受害人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高琴教授在来信中跟我们分享了她的研究团队新近发布的报告《“种族歧视改变了我的日常生活” :COVID-19疫情期间纽约市和加利福尼亚州华裔居民的种族歧视经历与警惕状态 》。她在来信写道:“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目睹种族歧视和攻击事件时,是出手相助还是自我保护,很多人也犹豫挣扎,若当时未出手相助往往事后有懊悔、愧疚和自责心理。” 高琴以报告采访到的一位化名为John的华人为例,他曾在曼哈顿亲眼目睹了一位华裔老妇人被人用种族歧视的语言谩骂,没有旁人干涉或帮助她,原本想上前与攻击者理论的他也被担心他被打的母亲拉开了。John对研究人员说:“虽然很难克服被攻击的恐惧,但我后悔自己在那一天未曾为那位老妇人站出来。今后我不会再沉默了。我希望更多的华裔能够站出来,共同做出一些改变。”

另一位未具名的读者在来信中表示,“作为中国女性,我希望能够看见更多的中国男性站在为女性发声,争取权利的一方。去教育说服其他的男性。”这位读者认为,唐山事件中不仅现场的男性旁观者没有出手帮助受害人,事后在没有人身危险的网络上,也很少有男性出来讲公道话,有的甚至为没有出手帮忙的目击者开脱,或否认这起事件涉及性别不平等问题,这就等于男性选择了站在女性的对立面。

2018年,挤在展示中国万科在东莞开发的一处楼盘的住宅楼模型前的人群。最近几个月来,人们的购房热情已在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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